“家乡”是他们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子

2018-01-10 14:48 浏览次数:

[摘要]“家乡”是他们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子。他们,是都市里的“新工人”。他们,是“在北京长大的外地人”。除了生活上实际遇到的问题之外,他们还需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割裂感。

从北京市中心到城郊的家,骆锦强需要把一条地铁线路从头坐到尾,再换乘公交车。不堵车的话,他一个半小时能到家。这个“家”,是他租住的一间公寓,也是他工作的地方。

从北京到安徽的老家,他需要坐一宿的火车,再加9个小时大巴,“折腾一整天”。

来自河北的彭彭,最喜欢北京的地铁。一节节车厢“夹杂着情绪,承载着梦想”,在城市的地下穿梭,像一头巨大生物的血管。地面上,都市飞速生长着,地下的“血管”里,“流淌”着为了建设这座城市而奔波的人。

这个90后的年轻人,如今也是血管中的一滴血液。他常年奔行在找工作和去工作的路上,背得出北京16条地铁三分之二的地铁站名。地铁里,有天南海北的口音。

29岁的杨龙一张口,就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,听口音很难判断出他是河南人。小学四年级时,他被父母从乡下老家接到北京,从“留守儿童”变成了“流动儿童”。

近20年过去了,家乡成为他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子。如今,他是都市里的“新工人”,是“在北京长大的外地人”。

他们身上贴着标签——打工者二代。他们踩着父辈的脚印,从农村走进城市,想要扎下根来。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长大,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租房。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结婚,开始养育打工者第三代。

“打工者二代,是出生和成长在改革开放的这一代。与打工者一代相比,他们受过相对更好的教育,在物质上也更宽裕。他们对城乡差距的感受更明显,比父辈更想留在城市里。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。

但这些打工者二代,也经历着更加明显的城乡分裂,更大的收入不平等,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。“除了生活上实际遇到的问题之外,他们还需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割裂感。”

对他们来说,家很远,家乡更远。

没家回的人,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

彭彭的父亲是2009年来北京的,在工地上干活。2011年,还在读高三的彭彭也来了。他在北京当了两个月保安,就老老实实回家上学去了。

后来,彭彭每年都会来北京,在各式各样的城中村和地下室暂居,到处打工或实习。2016年,他参加了 “新工人影像小组”。

王德志是小组的创始人之一,也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的主办者之一。他来北京时刚满18岁,刷过碗,送过水,发过小广告。他经历了两次阅兵和一次奥运会,见证了北京的房价从一平方米几千元涨到几万元,地铁线路从个位数变成两位数,高楼越来越多,车也越来越多。

王德志称自己是打工者1.5代,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,一半是床,另一半是书架。

他的儿子在北京出生长大,但他调侃“只是暂住”。

他一直想拍片子,把镜头对准了打工者二代。2016年,他和宋轶一起,完成了剧情片《移民二代》和纪录片《野草集》。

在全国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《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》中,新生代农民工被界定为“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,年龄在16岁以上,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”。打工者二代,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。他们是“回不去家乡”的一代,又是“难以进入城市”的一代。

杨龙爱看书,喜欢看《平凡的世界》,小时候“最疯狂的梦想”是当作家。他还记得,同龄人韩寒刚出名的时候,他把《三重门》读了好几遍。

如今,梦想和生活离得越来越远。初中毕业后,杨龙去当了快递员,很少再拿笔了。2009年,他把自己的积蓄攒了攒,承包了一个快递站点。《移民二代》里的几个年轻人,最后选择的出路,同样也是承包了快递站点。

“那些场景就是在我那个仓库里拍的,”杨龙回忆,“其实拍的内容也是真实的,在给快递员开会的场面。”

他在那场戏里客串,出了镜,而这部电影里的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,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打工者二代,有些甚至是他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同学。

新工人影像小组在位于丰台大葆台附近的快递仓库组织放映

《移民二代》制作完成之后,“新工人影像小组”组织了几次试映。他们在杨龙的快递仓库里架起投影仪,摆了一排排椅子,请了一些快递员工和工友来看。影片节奏舒缓,第一个场景是男主角骑着电动车,在城郊的村落里穿行。主题曲悠悠地唱着:“没家回的人,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。”

一些人踏踏实实坐在椅子上,把这个100分钟的故事看完了。而另一些人,看到一半就离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