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家乡”是他们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子(2)

2018-01-10 14:48 浏览次数:

宋轶发现认真看完片子的人,基本上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打工者第二代。而那些提前离场的,虽然和“二代”们的年龄都差不多,同样是85后90后,却是在农村出生成长,长大后才到城市来打工的,他们表示,比起看电影,时间更应当用来做和他们的工作效益挂钩的事。

“相比来说,在城市出生长大的移民二代,会显得更懒散一些。”宋轶发现,在打工者二代看来,那些碎片的时间,就算都拿来赚钱也没什么用,房子还是买不起,城市的户口仍旧得不到。还不如稍微娱乐一下。

更何况,看的还是一部与自身处境有关的电影。

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熊易寒教授看来,随迁子女的“全面城市化”趋势,正在成为一个不可忽视、不可逆转的事实。他们不仅是“流二代”,而且是“城市新生代”。

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《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,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.8亿。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,正在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,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.7%。比起上一代,这些年轻人很少会选择建筑或制造行业。

“他们更喜欢做小生意,或者选择服务业,还有些会去做社会工作者。比起有城市户籍的同龄人,打工者二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会低一点,但双方的价值观差距很小。而这些打工者二代的孩子,新出生的打工者第三代,看着完全就是城里孩子了。”熊易寒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。

他们不再属于农村,很多人没下过田,叫不出地里农作物的名字,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后回到农村。有的甚至记不住老家所在乡镇的名称。他们的双脚,更习惯踩在水泥地上,而不是泥土中。

可熊易寒也不得不承认,至少到目前为止,“他们所认同的城市还没有正式接纳他们”。尽管这些打工者二代,已经在城市里定居,在官方的定义里,他们依然是流动人口。

他们的户籍仍然在乡下老家,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,无论相隔百里千里,仍然远远系在他们的身上。

出路在哪里?他们愿意重复父辈的经历吗?

骆锦强来北京时还不到10岁,和父母一起,住在五环外的出租屋里。他把那里称为“大杂院”,地面上永远有浑浊的积水。相隔一条马路,是超过二十层高的住宅楼。他在父亲打工的工地里独自玩耍,在城乡结合部大片的荒地上疯跑。对北京,他曾经哪儿都不认识,也谈不上喜欢。

如今,他几乎逛过北京所有的知名景点,偶尔会去京郊的野山里攀岩,坐过每一条地铁线路,可以给老家来的亲友当导游。他甚至遇到过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向他打听南锣鼓巷怎么走。

新工人影像小组和打工者二代的孩子们聊学籍

许多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标签,都曾在他身上贴过。留守儿童、流动儿童、农民工、北漂……到现在的打工者二代、移民二代。

骆锦强不喜欢这些标签,在他看来,这些标签很无聊,且“具有伤害力”。“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生活,谈不上好坏。”他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。

2017年回老家时,骆锦强发现,村口的大喇叭里,一直在宣传最新的二胎政策。村官从村头走到村尾,挨家挨户,劝说所有适合生育年龄的小夫妇生二胎。

这场面让骆锦强觉得有趣,也有些适应不来。“说让我生我就生吗?”他带着点讽刺地说。在城市里,生不生二胎是自己的事,居委会大妈不会因此找上门来。传统的农村生育观念,已经离他很遥远。

“对于中产阶级家庭,可能会有不愿意要小孩,或者要得非常晚的家庭。但是对于打工二代来讲,即使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好,至少会选择生一胎。”在宋轶看来,这是打工者二代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,在生育观念上一个“特别大的区别”。

骆锦强现在25岁,是一个3岁女孩的父亲。女儿是在北京出生的,由于没有北京的医疗保险,从产检到生育,全部都是自费。他信不过老家的医疗条件,况且“来回折腾还是那么多钱”。

有了孩子以后,医保政策对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。孩子得个小感冒,成百上千元的医药费就花出去了,这些开销他只能自费。

有时,他的父母也会旁敲侧击,提到再生个孩子的事儿,但骆锦强觉得,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太高,他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