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家乡”是他们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子(3)

2018-01-10 14:48 浏览次数:

杨龙选择了生二胎。他的大女儿9岁了,正在北京一所公办学校读小学,小女儿1岁半。起初,他要二胎的原因是想再生个儿子,但这个年轻人也“没有那么执着”。有两个女儿,杨龙觉得“也挺高兴的”。

生二胎时,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,承包了快递站点后,手底下最多管过30多人。那些年他前前后后,往这个行当里投了十来万元。他每天忙碌12个小时,还赶上过几次“双十一”,好几天顾不上回家。

那样的日子让他觉得充实,但由于种种原因,这份快递买卖2017年“黄了”。杨龙心灰意冷,“耗费那么大的精力做成的事业,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”。

他回了老家,但很快又选择回到北京,去一家货运公司当了司机。尽管城市里“现在也似乎没什么发展机会”,但老家显然“更没有什么机会”。一样是打工,相比之下,他宁可留在更熟悉的地方。

熊易寒发现,第一代打工者,大多还会“对故乡怀有归属感”。而他们的下一代,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,再加上社会隔离机制拦在他们面前,“往往在家乡与城市之间进退失据”。

“他们都可以称为‘城市化的孩子’,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,他们所经历的痛苦、彷徨、迷失,是由城市化——更准确地说,是‘半城市化’带来的,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。”熊易寒在一篇文章中写道。

他的许多调研对象,都是这样的打工者二代。他们很多都说着流利的上海话,喜欢用“一刚”这样的语气词表示惊讶。“孩子们对上海人的模仿,表明了他们对上海的认同,以及融入上海社会的愿望。这可能是城市第二代移民的共同点。”

但熊易寒同时也提出了问题:“出路在哪里?他们愿意重复父辈的经历吗?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改革开放后,异地务工人员流动的各种限制开始松动。农民工进城打工潮,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之一。打工者一代填补了城市发展中的劳动力空缺。

杨龙的父亲也曾是打工潮中的一员,1996年就离开村子去了北京,在一个煤厂卖蜂窝煤。一年后,母亲也一起去打工了。等杨龙也被接到北京,一家人搬到了香山附近,父母开始卖菜卖水果。

如今父母年岁大了,农村仍然是他们的退路。母亲带着杨龙的小女儿在老家住着,父亲还留在北京,当起了快车司机。

但对杨龙来说,农村并不是他的退路。

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,这些打工者就又涌了进来。像野草一样,春风吹又生

拍摄《野草集》时,彭彭还是新工人影像小组的成员之一。他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聊天,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在成片里。

《野草集》镜头中的某民办小学

一个孩子对着镜头问彭彭:“如果政策越来越严了,我们都被赶走了,这些房屋是不是没人住了?”

“不会把你们都赶走的,”彭彭回答他,“因为还要让你们回来继续上班。”

这段对话让宋轶很感慨,像玩笑话的词句,“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发展逻辑”。对话的背后,还有一些让宋轶感到沉重而残酷的东西。

他的镜头下有许多80、90后打工者,他们曾经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,如今,他们的小孩又遇到了上学困难的问题。“我们能看到某种延续,或者说,阶层固化之后的一种延续。”宋轶说。

拍摄过程中,他遇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紧急关停。宋轶走进教室,发现学生们的作业本、书包都还搁在各自的座位上,就像是时间凝固了一样。

宋轶推测,大概是关停的通知下达得太突然,以至于孩子们没来得及把东西收拾走。

半年以后,宋轶回到这所学校,想补拍一些画面,却发现这个地方,完全被改造成了一个生活区域。另一拨打工者在这里居住下来,把已经废弃掉的学校,改造成了一个出租大院。原先的教室成了卧室,门口码放着鸡蛋。昔日校园里的花池中,现在长出的是大葱。升旗台和乒乓球桌上,堆满了生活用品。

“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,这些打工者就又涌了进来。像野草一样,春风吹又生的感觉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?我能感觉它在打动我,可为什么打动呢?这是我问自己的问题。”这种触动,促使宋轶给纪录片起了《野草集》这个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