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家乡”是他们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子(5)

2018-01-10 14:48 浏览次数:

骆锦强觉得,这不但是教育的问题,也是打工者“原生家庭的问题”。一方面,打工者往往太忙于生计,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。另一方面,许多打工者一代甚至二代,对教育方式没什么概念,管教孩子的方法,除了打,就没别的了。

骆锦强在电大读的专业是幼教,如今他正在创业,发起了一个社区育儿互助中心。“举社区之力培养孩子”,这个口号时常被他挂在嘴边。

女儿如今读的是他自办的幼儿园,再过两年就该上小学了。骆锦强想好了,要么努力赚钱,送她去读私立小学,要么就扩大创业规模,把小学教育也囊括进来。

他想尽自己所能,给女儿提供最好的教育,不让她像当初的自己一样,没能拥有一张踏实读书的书桌。

火车进站时,他从心底开始激动,就像北京才是老家似的

彭彭如今已经离开了“新工人影像小组”,去一家公司当了内勤。

对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,他既不愿意追捧,也不觉得排斥。永远留下或彻底离开这两种念头,他都没有产生过,他也没有想要定居的地方。他在城市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大家一块打游戏,一起谈理想。有的想“做乐队”,有的想升职加薪走向人生巅峰。

杨龙的生活目标要明确得多——养家糊口。2016年他的快递站点还经营着的时候,他在开封市一个“位置很好”的住宅小区,预定了一套房子,交了5万元的订金。现在站点倒闭了,他赔了钱,还欠下了外债。杨龙想过把房子退了或转卖,却发现“退不掉了”。

上个月,杨龙换了在北京的住所,搬到一个新小区跟别人合租。之前住了三四年的公寓,几天之内送走了所有的租客,如今闲置着。

“房东有房产证,不是打的隔断,不是临时建筑。不知道为什么,突然就不让住了。”新住所的房租比之前贵,他“有点承担不起”。

杨龙现在只想找份稳定的工作,贷个款,把首付交了,再慢慢还几十年月供。他开着货运车在城市的夜色里穿行,这些念头就在他心头盘旋。

像杨龙一样,很多打工者二代,都选择在老家附近的三四线城市买房。那些房子大多会闲置很多年,既是一种投资,也是他们养老的保障。一部分人会把孩子送过去读书,那些孩子,就成为地级市里的留守儿童。

“一个打工者离开城市,就只是一个人。但一个孩子离开城市,往往会有一个甚至两个家长一起离开。”宋轶也承认,一个超级大城市的发展如果不太平衡,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人口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分流,本身“没有太大问题”。他只是觉得,这个过程,在执行时“不能完全不考虑人的感受”。

有时杨龙也会想,去老家附近的城市发展。但他很快又会问自己,回去能做什么呢?既没有人脉,也没有资金,“挺迷茫的”。

在卢晖临教授看来,打工者第二代,有较为开放的视野,但对自己的人生目标,并不都那么清晰。“虽然他们在大城市居住,但是因为缺乏政策上的保障,在居住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缺乏支持,所以他们始终有一种不安定感。”

对于这个群体面临的困境,他认为,在长期上需要解决教育公平和户籍公平的问题,短期上,需要“推动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”,维护他们在就业、医疗、社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权益。

许多研究者都发现,这些打工者二代,虽然会表示自己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,但在内心深处,仍然觉得自己是“外地人”,是“老家那边的人”。

“这种扭曲的身份认同背后,是他们对以户籍制度、高考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地域排他性制度安排的深刻感知,和强烈的被剥夺感。”卢晖临教授形容打工者二代是“心灵上漂泊”。他们凭借自身努力,想要融入城市,弥合城乡差异。但“在核心性的制度屏障面前”,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。

骆锦强正在为此努力。他把梦想紧紧攥在手里,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劲头。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,他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,跑遍了自己正在创业的社区,一家一家送小礼品。圣诞节之前是冬至节,他设计了“节气课”,专门换上了汉服。

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十几年,偶尔回老家一趟,骆锦强也会有几分期待。可回去之后,他又觉得住不惯,起居住行,样样不方便。